2013年6月15日晚，首屆國際計量經濟學會中國會議特邀嘉賓演講在北京友誼賓館聚英廳舉行。本場演講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張曉波教授主持。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作了題為“Against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的演講。

　　很多學者認為金融危機是國際收支失衡造成的，他們提出三個假說，將東亞經濟體(尤其中國)視為國際收支失衡的罪魁禍首。一是東亞經濟體實行出口導向型戰略，制造了大量貿易順差;二是東亞經濟體吸取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為求自保而有意識地積累外匯;三是人民幣幣值被嚴重低估，造成了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

　　這些假說是與外部經驗證據相矛盾的。國際收支失衡實際上是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果，根源在美國。美國自1980年代開始放松金融管制，在2001年后又對利率進行了大幅度下調，高杠桿和低利率引發了過度的風險投機，導致美國流動性過剩，住房市場和股票市場出現泡沫。金融服務的創新以及泡沫的財富效應刺激美國家庭過度消費并導致家庭負債增加，與此同時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導致美國公共債務增加。家庭和政府的過度消費才是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原因。

　　更進一步地，由于美元是儲備貨幣，美國可以依靠印刷鈔票支付其購買行為。美國的高杠桿、低利率政策不僅造成了美國國內市場的泡沫，也鼓勵了大量投機資本外流，從而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然而發展中國家無論是通過經常賬戶還是資本賬戶賺取多少美元，都只能經由中央銀行兌換為本幣才能在本國使用，而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又不得不被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因此，不是發展中國家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壓低了美國利率，而是美國寬松的貨幣環境及國際貨幣體系導致了國際收支失衡。

　　歐洲國家目前陷入了難以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困境。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大家關注的一個焦點是歐債危機。如果相關國家不進行內部的結構性改革，那么任何來自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外部援助都只能是短期止痛藥，未來一年內可能出現同樣的問題。但是結構性改革在政治上非常難以推行，因為其在短期內會增加失業率并降低經濟增長率。IMF的傳統標準藥方是進行貨幣貶值從而增加出口用以彌補內需的不足，但問題是歐洲國家并沒有自己的貨幣。而如果歐元區進行整體貶值，則必將引發同樣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的美國和日本進行“競爭性貶值”，這是因為歐元區、美國和日本處于同一發展水平，其產品是相互競爭的。這樣的競爭性貶值會使得未來整個國際經濟有很大概率持續處于經濟增長率非常低、貨幣非常寬松、投資風險大而回報率非常低的經濟“新常態”。

　　當前應該在全球范圍內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于短期能創造就業、中長期能夠提高增長潛力和競爭力的交通基礎設施和環境基礎設施。事實上，要走出經濟“新常態”的困境，就必須創造一個替代IMF提出的依靠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以支持需求和就業的機會。由于當前經濟危機在所有發達國家同時發生，我們應該在全球范圍內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于交通基礎設施瓶頸和環境基礎設施瓶頸等方面。如果投資規模足夠大，其效果可以等同于過去單個國家在危機時實施的貨幣貶值的效果。而在全球范圍實施這一政策的原因在于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改善空間有限，同時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又受限于政府財政能力，二者剛好可以實現互補。

　　二戰以后，遵循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進行經濟建設的國家并沒有取得很好的績效。第一波發展經濟學理論結構主義主張進口替代戰略，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追趕工業化國家必須發展那些發達國家具有戰略優勢的現代產業，而由于市場失靈，發展中國家只有依靠政府主導才能建立現代產業，但實踐中這一戰略的推行效果非常差，例如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趕英超美戰略。第二波發展經濟學思潮是“華盛頓共識”，主張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但實際推行的效果比此前更加糟糕。統計數據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在20世紀80-90年代的增長速度比20世紀60-70年代還要低，而且蘇聯、東歐等國家經濟崩潰，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則陷入了“迷失的20年”。

　　我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不應一味模仿發達國家，而應重點關注自身擁有什么要素，以及在此要素稟賦下可以做什么，即自身的比較優勢是什么，政府則應該幫助企業將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做大做強。

　　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一個經濟體的結構內生于這個經濟體的稟賦，包括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源等。經濟增長不僅是資源的優化配置，而且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不斷升級的過程。我們應考慮如何創造條件讓各個國家在每個發展階段都具有競爭力，并依靠競爭力積累資本作為產業技術升級的基礎。有的國家資本相對較多，有的國家勞動力相對較多，這種相對的多少決定了相對的價格。如果讓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去發展發達國家的優勢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必然只能依靠政府補貼來支撐，實施效果肯定很差。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就有希望在一代人之內從低收入國家變為中等收入國家，并在兩代人之內變為高收入國家。

　　此次金融危機已經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當一國貨幣同時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時，這個國家的利益會與全球利益發生沖突。為避免類似的危機再次發生，必須建立新的貨幣體系。有學者建議將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或多國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但這并不是一個好的替代品，因為國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沖突仍然存在。多元儲備貨幣體系的競爭和自律機制并不能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因為競爭、自律的前提是儲備貨幣國家的經濟運行健康，而在未來的二十年，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仍將有很多結構性調整無法完成，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又必然存在體制性的缺陷。多元儲備貨幣體系可能更加不穩定。

　　我們認為，應發行超主權貨幣——“紙黃金”。“紙黃金”是完全的信用貨幣，具有黃金的特性，又可以避免黃金的弊病，其發行量可以按照經濟增長的需要來增長。這種超主權貨幣一方面可以避免用國家貨幣作為儲備貨幣所帶來的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沖突，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各個國家自己的貨幣，使其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避免了目前歐元區發生危機的國家沒有自己的貨幣不能選擇貶值的弊病。

　　(文字整理：種鵬、曾廣;鳴謝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