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 ·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有句名言：“企業家是創造性的破壞者。”他指出，企業家的本質是創新，通過五種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企業家“存在征服的意志、戰斗的沖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沖動，求得成功不僅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成功本身”。企業家精神，意味著創新，意味著真正地生存。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說：“企業家是產業這個車輪的軸心，這個軸心承擔著市場結構活動的全部負荷”。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 · 德魯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則進一步指出：“創業型社會是美國富強的基礎。”

　　企業家或者企業家精神一直被業界和學界認為是驅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從“狀元資本家”張謇，到“造船大王”盧作孚、“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再到“聯想教父”柳傳志、“華為領袖”任正非：他們的企業家精神與中國的經濟夢想緊密相連，他們的“破壞式創新”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一路同行。

　　創新的陰暗面

　　除了發現經濟中的非效率，引入新的生產函數和創新，企業家還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然而，這些破壞式的創新者也可能帶來不利影響。2012年，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弗朗西絲卡·基諾（Francesca Gino）教授和杜克大學福庫商學院的丹·艾瑞里（Dan Ariely）教授曾在頂尖心理學期刊《個性與社會心理學雜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發表文章指出，創新性人格和創新性傾向通過提高個人為自己行為辯護的能力，增加個人的不道德行為。這意味著，企業家的創新性特質，也可能使得他們具備較高為自己不道德行為辯護的能力，進而增加其不道德行為的幾率。這種“創新能力——為自己不道德行為辯護的能力——不道德行為”的邏輯鏈條或許可以為人們理解企業家的不道德行為提供新的解釋視角。

　　之前的相關研究表明，個人（包括企業家）的不道德行為多發生在道德困境（Ethical dilemmas）下。在這些情境中，個人需要權衡兩種相反的力量：最大化個人利益的動機和保持正面自我形象的動機。新近有研究發現，個人通過自我服務的合理化過程（Self-serving rationalizations）來解決這樣的困境和難題：他們以足夠的不道德來從不道德行為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但同時又以足夠的道德來維持自己作為一個道德人的積極自我形象。當遇到道德困境或有機會采取不道德行為獲取利益時，個人很可能采取微小的不道德行為，然后再找個借口為自己辯護。即，個人的對自我不道德行為的辯護能力與其在道德困境中表現出不道德行為高度正相關。而企業家作為“破壞式創新”的典型代表，他們的創造性，不論是發散性思維還是認知的靈活性都大大加強了他們為自己不道德行為辯護的能力。進而，自我服務的辯護（Self-serving justifications）會幫助個人相信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是合適的，并且不會影響其保持正面的自我形象。綜上，只要有為自己行為辯護的空間，企業家就很可能采取不道德行為。

　　日前，著名笑星黃西在哈佛大學講了一個笑話：“前不久聽說，百余名哈佛學生考試作弊被發現并遭到控訴，看來哈佛學生也不是擅長做每一件事情嘛。”這件事是指2012年春季的一門課程中，超過125名哈佛學生涉嫌考試作弊，發生學術不道德行為。這個事件或許可以部分歸因為，高創造性的人群可能更多地表現出不道德行為。

　　操縱價格的企業家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馬克斯 · H · 巴澤曼（Max H. Bazerman）和圣母大學門多薩商學院教授安 · E · 特恩布倫塞爾（Ann E. Tenbrunsel）最近出版了《盲點：為什么我們不能做正確的事以及如何對待它》一書。書中提到，在美國默克公司（Merck & Co.，以下簡稱“默克”或“默克公司”），企業家們操縱癌癥藥物價格，并成功地欺騙了消費者。

　　默克公司生產并經營一種治療癌癥的藥物氮芥（Mustargen），處于行業的壟斷地位。但是，此藥物銷售慢，銷量少，盈利低。從患者的角度來說為了維持健康，即使默克提高價格，他們也會購買此藥物。但是，如果默克提高氮芥的價格，患者群體必然會有負面情緒。默克公司是大企業，提價后在公眾中產生的負面影響可能會超過其提價帶來的收益。在這種困境中，默克公司的“破壞式創新者”們卻找到了巧妙的解決方法。

　　2005年8月，默克公司將此藥物和另外一種治療癌癥的藥物更生霉素（Cosmegen）一并轉賣給了一家小型的制藥公司——奧偉森（Ovation）公司。出售時，氮芥針對的患者客戶群少于5000人，年銷售額尚不足一百萬美元。并且，在將氮芥和更生霉素兩種藥物轉讓給奧偉森公司之后，默克公司繼續生產這兩種藥物，并遵照合同出售給奧偉森公司。此后，奧偉森公司將氮芥的價格提高了近10倍，更生霉素的價格則被提高得更多。默克公司利用人們直覺上的偏差，將“默克公司欺騙癌癥患者，將治療癌癥藥物的價格提高10倍”的印象轉化為“默克公司轉賣了癌癥藥物”的印象。

　　默克公司操縱了氮芥價格的提高，并從中獲益，顯然是不道德的。由于人們在直覺上傾向于將不道德行為歸咎于直接行為者（奧偉森公司），所以往往忽略了間接行為者（默克公司）。利用這一點，默克公司成功地提高了藥物價格，同時避開了公眾的指責。這個案例反映了兩個事實：一方面，企業家們總是能想到類似的“聰明”策略來實施不道德的行為，并避免公眾的過度指責；另一方面，企業家們也總是能為自己的這種不道德行為辯護（如“提價的實際上是奧偉森公司，不是我們默克公司”等）。

　　中國企業家的抉擇

　　在中國，企業家的不道德行為（甚至違法犯罪）屢有發生。2006年，德隆原總裁唐萬新因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德隆案堪稱“建國以來最大的金融證券案”；2008年5月，《環球企業家》以《不道德的人？》為題，報道了前中國女首富、東莞玖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因為肆意壓榨血汗工人而面臨的道德和信任危機；2009年，云南羅平鋅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克昌虛假披露和隱瞞公司相關信息，當年卻被評為云南優秀企業家，直到2010年才受到深交所處罰；2010年5月，國美公司創始人黃光裕，因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和單位行賄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等等。“創新能力——為自己不道德行為辯護的能力——不道德行為”為剖析這些企業家的行為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所有企業或企業家的丑聞在被揭開之前，都是靠著企業家的自我辯護能力在支撐。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日前發布的《2012中國企業家犯罪媒體案例分析報告》指出，中國落馬企業家人數三年來持續增長，從2009年的95名，到2010年的155名，再到2011年的272名；其中，十大罪名包括賄賂、非法集資類、侵吞資產類等犯罪行為。陽光電源創始人曹仁賢曾說“企業家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哪些事情要做，哪些堅決不要做”，直指企業家在決策中面臨著很多道德困境。縱觀國內外相關案例，企業家的不道德行為多產生于道德困境中，比如財務稅收、信息披露、政商關系、社會責任等存在自我辯護空間和機會的領域。

　　2008年，在第六屆重慶民營企業家年會上，時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對700多名民營企業家坦言，民營經濟在其創業初期的“不規范”是其與生俱來的“胎記”，當然也是其活力之源。有“地產思想家”之稱的馮侖，在其暢銷書《野蠻生長》中，更是直指民營企業家多有“原罪”，并認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論造成的源發性疾病”。很多早期企業家更是鋌而走險，“像福建的廈門遠華（賴昌星），新疆的德隆（唐萬新），天津的南德集團（牟其中）等”。中國企業家的財富積累大多具有復雜、模糊、“打擦邊球”的特點，很多企業家很難說清其財富積累的來源，這些都可能是“原罪”或者不道德行為。在后續的創業或者企業經營中，企業家仍可能傾向于做出不道德行為。

　　如何更好地前行

　　除了具備更高的為自己不道德行為辯護的能力，企業家面臨的道德困境（如“到底送不送禮給官員？”）、較高的風險偏好、更多和更高隱藏自己不道德行為的資源和能力，則進一步增加了企業家做出不道德行為的概率。根據這一情況，筆者認為，要提防和減少企業家的不道德行為甚至違法犯罪行為，可以從以下兩方面進行考慮：減少企業家“暴露”在道德困境中的概率，降低其自我辯護的能力和動機。

　　首先，完善市場運行制度，尤其是在充滿道德困境的領域。國內外的研究已表明，制度環境能對企業家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也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企業家的“原罪”源自“沒有制定一個良好的游戲規則”。企業家的不道德行為多產生于道德困境中，比如財務稅收、政商關系等存在自我辯護空間和機會的領域。因此，在完善市場運行制度時，尤其需要關注這些領域的相關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空白和灰色地帶，減少企業家面對道德困境的概率，讓企業家“無空子可鉆”。同等重要的是，在這些制度系統中，需要明確各方（如直接行為方與間接行為方）的責任，使得那些間接有意表現出不道德行為的企業家（如前述美國默克公司中的企業家們），即使逃脫了道德的譴責，也要受到法律的約束。

　　第二，媒體和公眾更多地參與關注和審視企業家行為。在對待企業家行為時，不要完全從正面主觀印象出發，應該更多地從中立客觀視角出發，減少直覺上的偏差，以更加準確地“捕捉”和審視企業家的不道德行為；此外，媒體應積極參加披露企業家的不道德行為（如2010年天下英才傳媒發布《2010中國500企業家公眾形象滿意度調查報告》），其他企業家會以此為戒，對做出不道德行為產生顧慮之心。

　　第三，企業內部應當建立與培養支持倫理行為的制度與文化，防止企業家“一言堂”，減少其自我辯護的機會；同時，企業員工應積極參與監督，因為企業家的不道德行為大多通過其下屬得以實現，員工的監督是一條提防企業家不道德行為的有效路徑。

　　最后，企業家自身也需要時刻審視自己的行為，考慮長期利益，而盡量避免為一時利益蒙蔽雙眼。同時，企業家也應當監督和提醒其他企業家，共同營造一個有道德、有底線的創造性商業氛圍，將更多的創造力用于創造新的生產函數，而不是增加不道德行為。